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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素以重“禮儀”而著稱。古代時，許多來到中國的外國友人，看到這里的人們普遍接受禮儀的教化與熏陶，在言行舉止上以禮儀為美德，以至于人們待人謙恭溫和，相互間關系融洽，心里欽羨之余，發(fā)出由衷的感嘆，稱中國為“禮儀之邦”！
歐洲18世紀的幾位大思想家：英國的坦布爾、法國的伏爾泰、德國的萊布尼茲和沃爾夫等，都非常推崇以禮儀為主要內容的孔子學說。坦布爾認為孔子學說是一部倫理學，涉及政治道德、經濟道德、公眾道德和私人道德。他說：“政府無道德，老百姓無法安居樂業(yè)；老百姓無道德，政府無法安定與正常運轉。”伏爾泰認為孔子禮儀中所宣揚的都是高潔的道德，非常實際，他要求歐洲人面對中國文化一要贊美，二要自慚，三要模仿。他們由于有如此鮮明的學術取向，被他們的同胞戲稱為“歐洲孔子”。
孔子畢其一生制禮作樂，是著眼于社會的穩(wěn)定和老百姓能過上安居樂業(yè)的生活，為此他要通過禮、樂把大家往文明之路上提升。他的努力在兩千多年后的歐洲得到很多外國同行的高度評價，是其思想魅力導致的結果。由此亦可令我們相信當年他們給予中國“禮儀之邦”的稱譽，絕非溢美之詞，而是對我國古代精神文明所達到的較高水平的肯定。
在我國歷史上，禮儀規(guī)范出現(xiàn)得很早，商朝的時候就有禮儀了。當然，那時候的禮儀還比較粗疏，比較簡單。但盡管如此，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文化現(xiàn)象的萌芽，有幾個特點是值得后人思考的：
一是商殷的禮儀不會憑空產生，它的出現(xiàn)基于物質條件的豐富。《周易·序卦傳》中說：“物畜然后有禮。”這里的“畜”，就是“儲存”的意思。物質豐富，有了若干儲存了，才有可能關注禮儀。后來管子說：“倉廩實而知禮節(jié)，衣食足而知榮辱。”（《管子》）在思想上與此一脈相承。這與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先于觀念形態(tài)的上層建筑的觀點也是頗近似的。
二是最早的禮儀并非某個帝王或圣人所制定，而是老百姓集體地約定俗成，它往往與民間的習俗相聯(lián)系在一起，是一種以民俗為根基的行為規(guī)范。活躍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著名文史專家劉師培就說過：“上古之時，禮源于俗。典禮變遷，可以考民風之異同。”（《古政原論》）學者李安宅也有類似的看法，他說：“根據社會學的研究，一切民風都是起源于人群應付生活條件的努力。某種應付方法顯得有效，即被大伙所自然無意識地采用，變成群眾現(xiàn)象，那就是民風。等到民風得到群眾的自覺，以為那是有關全體福利的時候，就變成民儀了。直到民儀這東西再加上具體的結構和框架，它就變成制度。”（《〈儀禮〉與〈禮記〉之社會學的研究》）這就把俗與禮的關系以及俗如何入禮說清楚了。
三是最早的禮儀規(guī)范還不是在人際交往層面上進行規(guī)范，而是人神關系上的規(guī)范。也就是說這作為民風起源的“人群應付生活條件的努力”中的“生活條件”，當時還不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具體條件，而是人們精神領域中信仰生活之條件。因此，《禮記·表記》中說：“殷人尊神，率民以事神，先鬼而后禮，先罰而后賞，尊而不親。”這對確證商殷時代就有了禮儀文化很有幫助。
在上邊的句子中，“鬼”與“禮”是指當時殷人事神的兩種不同方式：“鬼”是一種以神的威壓使人為之震懾的方式，而“禮”則是一種較為文明的與神交流溝通的方式；“先鬼后禮”的結果就如同“先罰而后賞”一樣，對神只心存敬畏卻不覺得親近。總之，這就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禮，是祭祀神靈的規(guī)范，與社會學范疇的倫理還未掛上鉤。
到了周朝，“周人尊禮尚施，事鬼神而遠之。”（《禮記·表記》）原來周人比之他們的祖先商殷人來是現(xiàn)實主義者，他們把禮納入實用的范圍（“尚施”）。當然，他們還不至于先進到否定鬼神的存在，但在“事鬼神”的同時又與鬼神拉開距離（“遠之”）；于是這“禮”便成了人間社會之禮，這“儀”也就是人際交往實用之儀。在西周時，禮儀為社會劃定等級秩序，定名分，成制度，規(guī)定好人們在生活的不同領域、不同場合所必須恪守的準則等等。禮儀作為治國的手段為西周確立了以血緣為基礎的宗法制度。比起商殷的奴隸制社會來，歷史向前邁出了巨大的一步。所以生逢東周禮教衰微亂世的孔子，才滿懷向往之情地說：“周監(jiān)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從周。”（《論語·八佾》）他根據當時社會的具體情況和需要，在周禮的基礎上使整套的禮儀進一步完善，并創(chuàng)造性地用“樂”（音樂，也指廣義的藝術）與之相配合，使理性的規(guī)范與情感的內化結合起來，相互補充，相互促進。
由此可見，“禮儀之邦”不僅是給予我文明古國的一種美譽，同時也是對人類精神建構與其間蘊涵的普世性價值的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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